这些年，对佛学渐生兴趣，尤其禅宗。一个鲜明的感受，真有点像是鲁迅在《文学和出汗》一文里所言：“你不说我倒还明白，你越说我越糊涂了。”一句话，说禅的人要是心中无禅，纯以知识贩卖为能事，恐怕还是少说为佳，甚至不说为妙。

　　由此猜想，骆玉明老师当初写这本书，面对那么多的禅宗公案和机锋话头，怕也承受着某种压力吧。这压力，当非来自身外或世俗的“无明”计较，而是源于他以一己之生命，所体贴并涵泳着的那一派“活泼泼地”、“透脱明澈”的禅。所以，他选择了诗，并在序里轻巧地说了一句：“禅不可说，但可以借诗来谈。”骆老师本是谈诗的行家，他的许多诗歌赏析文字都清丽隽永，堪称美文。由他来做这以诗解禅的工作，引导读者由诗境而入禅境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

　　然而，禅又实在是顶奇怪的东西，即便在最善于言说者面前，它也绝不会自降难度，曲意迎人。换言之，禅要怎么说？实在比谁来说、说什么更为关键。“禅本来不可说，以诗说禅，妙处在说与不说之间，说多了、说白了就不好。”在书中某处，骆老师又如此点逗。这段话，既是作者对禅的“认识论”，也是其说禅的“方法论”。为什么“妙在说与不说之间”？又为什么“说多了、说白了就不好”？盖因禅宗本来“不立文字”、“教外别传”，对禅的靠近和证成，当全由自性本心的瞬间觉悟，而不劳辞费，不假外求，说多了，说白了，反成“理障”，会“伤”了那空明无滓的“禅机”和“禅趣”。准乎此，则说禅者不得粘滞于所知而高自标置，更不能“禅外说禅”，喋喋不休。以一本说禅的书而论，必得让读者掩卷之后，虽不至于“拈花微笑”，至少也要心无挂碍，放下“我执”，能于对禅境的“寂照”中，获得喧嚣红尘中的片刻宁静者，方可称佳品。

　　这本《诗里特别有禅》，显然符合如上标准。在这书里，作者实现了充分的敞开和适度的收敛。所谓敞开，是心灵对世界和生命的全幅开放，是对各种思想和人物的融摄和优容，是涤除玄览，澄怀忘象；所谓收敛，是对任何一种基于经验和理念的“我执”，都能有效地予以剔除，是对文字和语言的用行舍藏，指挥若定，张弛有度，不蔓不枝。惟其如此，才使得整部书都沐浴在“无过无不及”的澄明中。书中不少段落，闲闲读去，竟有清风徐来、水波不兴，或者有匪君子、温其如玉之感。

　　其实，早在几年前出版的《美丽古典》中，便已领教过骆老师笔下的旖旎风光，这一回，文字一如既往的温婉细腻、充满理趣不说，还平添了一种轻盈跳脱的画面感和镜头感，那是一种屏心静气的视角，古刹，青苔，溪涧，渔火，一刹那现于眼前，明明灭灭，让人错愕。这时，禅院的晚钟在空谷间幽幽响起，如静坐千年的老僧诉说着亘古不变的禅机：

　　“一切都会过去，变化的背后仍然是一个深邃的幽静。”

　　“影子是我，但我并不是那个影子。”“要全然不动心也许很难，但若是处处动心，那恐怕要一生慌张，片刻也不得安宁。”

　　“最高的完成，并不是外在目标的完成，而是自我的完成。”

　　“爱有尽头，恨也有尽头。不能爱时便不爱，事已过去便不恨，不能死在爱与恨里，一切才有生机。”

　　“人们说莲花‘出污泥而不染’时，常常偏重在‘不染’。其实污泥也很重要，没有污泥是长不出莲花的。”

　　你不得不承认，这些说禅的文字，本身就是禅意盎然的。古有“文以载道”之说，而骆老师的这部书，真可谓“诗以明禅”。

　　正如佛家以“戒定慧”来对治“贪嗔痴”，欲从古诗中寻禅理、觅道境，大概也要知止能静者方可得。朱熹的《观书有感》每令我疑惑：如何观书竟与“源头活水”联系起来呢？经骆老师一解乃豁然开朗。原来“半亩方塘”乃指人的心境。“用小小池塘中‘天光云影共徘徊’这样美丽的景象来象征人的精神世界”，“大自然四季风云，草木荣枯，都体现着‘天道’的深微，都感发着求道者心中的生气。而当个体生命和天地至善之理融为一体时，他的精神世界就得以避免沉滞枯萎”。读到这一段，读者当能明白，作者胸中不惟有“学问”，而且跳动着一颗体察天地四时、人情物理的“道心”。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生命境界，让人想起宋儒所谓“见其大而忘其小”的“孔颜乐处”。骆老师是真能深入文心、诗心、人心的智者，心无挂碍，笔无固我，犹如一面镜子或半亩方塘，任由世界以各种形相来映照，故其不惟能“以玄对山水”，亦且能“以禅对诗文”：

　　“世界是永恒，也是当下；世界是深邃的空寂，又是无限的生机。偏执地看，无论站在哪一边都不对，都不能真正把握这个世界，只有泯灭了对立的整体，才能达成对世界的彻悟。”

　　禅要怎么说？答案是：最好不要说。如果，你胸中满是机心，满是算计，满是不满，满是戾气的话。禅在有意无意间，妙在说与不说处。意气用事的人，崖岸自高的人，不惟不能说禅，甚至终其一生，亦不知禅之为何物。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同济大学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