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达聪老先生，海派国画家，我崇敬的老师。

　　山阴路的一栋3层小楼，40年代起老师就居住在这里。进门一小庭院，有老师亲自栽培的翠竹，密密的竹叶高过院墙，远处就能认出。画室设在二楼南向一个连着阳台的单间，阳台摆着君子兰、兰花、牡丹。一张大画桌倚窗而置，通往阳台的一整扇墙用作悬挂画作，有时不够挂，就铺在地上。

　　我有幸接近老师是在1963年开学不久的一堂美术课，学写美术字。老师演示了几种美术字体和图案，让我们选择临摹。老师娴熟的画技，一下子把同学吸引住了，从此同学们对美术课兴趣盎然。

　　第一次美术作业我得了好分数，老师提名让我当美术课代表。这以后我才知道老师是上海有名望的画家，因莫须有的结论把他派往中学任教。老师青年时代就师从黄宾虹、张大千、沈尹默、郑曼青、汤定之等大家学习书画，还曾与艺术大师梅兰芳有过“共砚同窗”、“谈诗论画”的情谊。早在40年代初老师就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，盛况空前。郭沫若、徐悲鸿、张大千、梅兰芳等诸位前辈莅临参观，郭沫若先生为画展撰写了长篇评论文章。对这一切，老师很少说起。现在我理解，当时老师欲言不能，欲辩也不能。

　　老师在学校组织了业余美术小组，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辅导，指导素描写生、讲透视关系、教书法技法。老师强调，开始学画，不外临摹，但必须临摹好画，如起步不高，将终身受累。临摹名家作品，也要善于学习，名家有长处，也有短处，有的长处可能不为自己所吸收，要收获能吸收的长处。提高画技，只有不断地画，多看好作品。关于传统和创新，老师强调，学习传统而墨守成规，有碍于创新。但是没有扎实的基础谈创新，也是无根之木、无源之水。老师嘱咐我们记住古人的话，“人品既高，画品不得不高。”很久以后，我从老师的画中体会到老师“我画我心”的境界。老师的画能达到“神完气足”，是学养、修养、人格和精湛艺技的完美结合。我敬仰老师。

　　1966年美术中专招生，临考前老师指导加鼓励，我认真应考，成绩不错。但没等到发录取通知，“文革”开始，我的梦想破灭，不久去了农村。20年后调回上海，老师仍鼓励我重新开始，老师说：“只要坚持，到我现在的岁数，还有30年，怎么不行？”老师还高兴地笑着说：“我要画到100岁呢。”但是学生辜负了老师的期望，永远愧对老师。

　　1988年在上海美术馆，老师举办了建国后第4次画展，所展作品160件，这是一次回顾性的系列展，受到各界好评。建国以后，在各种境遇中，老师曾蒙受贬损，但不顾顺逆，不计得失，不求闻达，画笔不辍。老师热爱自然，遍访名山大川，几度攀登黄山，将真情实感融于画中，创作出无数气势磅礴的山水画。老师如此表达其山水画的意境：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一如唐代诗人贾岛诗中所言：“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，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

　　九十年代末，老师有两个心愿，一是将画室再扩大，以利于画事，又利于迎候朋友和学生；二是总结回顾60多年的艺术之路，出一本画册。可是不久，老师身体突然不适。两件大事均在期待中，老师非常着急。

　　2000年秋天，老师又病了，年底我再去医院探望，谈话间我将手中的一本挂历展开，老师看到是张大千的山水画，表情一下变了，几乎哭出声来，内心的苦和痛全刻在脸上。过了很久，他对我说，一定要回家去，要画画，还要建新画室，还要抓紧筹划画册出版。这时候，面对病重的老师我能说什么呢？只能给予安慰。而对于一位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重的老画家，安慰又有什么用？老师不语了。没过多少日子，老师怀揣着最后的心愿离去了。每每回忆起这些，尽是无限思念，热泪两行。

　　2004年，《黄达聪画集》出版了。余秋雨先生作序，高度概括了老师的人品画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