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插兄”是对当年下乡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的一个戏称。

　　我比“插兄”们早几年就离开了上海，先到江西南昌读书后又被分配到江西最东北部的婺源。那时的婺源还没有被发现为“中国最美的农村”，从省城南昌到婺源有两条路，一条乘火车到上饶，再从上饶改乘长途车到婺源；另一条则是先乘长途车到景德镇，再从景德镇换长途车到婺源，不论哪条路都要花上两天的时间。从婺源回上海，当时，只有一条线，就是先乘长途车到浙江衢州，再从衢州乘火车回上海。

　　我到婺源工作没几年就遇到“上山下乡”，我首当其冲，第一批就被下放到农村。

　　下放的日子有苦有甜，刚下放时干部工资全部取消了，和当时公社社员们一样评工分，我年轻有体力，在评工分时，被评为9分（最高工分为10分），而这9分工分是登记在册的，暂时是不能兑现的。下放后，人自由多了，白天和社员一起下田劳作，休息时嘻笑玩闹。一日三餐吃在队长家，晚上就缩在队里闲置仓库里权作宿舍的一角，或看书、或写一点东西，也就暂时忘却了一种被社会遗弃的苦痛。

　　没多久，我下放的村里又来了一批人，上海来的知青。这一下热闹了，仅我在的生产队就安排了十二个同学，八男四女。一时间，吴侬软言充满了整个山乡。

　　没多久，新鲜感消失了，思乡的情绪在知青点漫延开来，男生还好，几个女生常常躲在房间里将头蒙在被子里哭。

　　农民是朴实的。虽然，知青一些行为举措在他们眼中有些异类，但也没有过多的指责，最多的大不了再加上点农民特有的幽默，在田间劳作时当成笑料闲聊，连知青自己听了也笑了起来。

　　知青下来时都从上海带来一些菜，如猪肉辣酱、肉松等，还有一些上海糕点，虽然刚开始每天被分到社员家吃派饭，但因为一来对婺源农家的米粉蒸菜吃不惯，二是年轻人嘴馋，所以不多时，就将带来的食品全消耗尽了。到了轮到自己建灶开伙时，队里分的菜地上才长出些鸡毛菜，豆、瓜类也只是刚伸出一些藤蔓，要等到开花结果还需时日。

　　还好，这些都被细心的队长看在眼里。不多会儿，就有社员从家里送来新鲜的南瓜、豇豆、辣椒、萝卜，甚至还有社员送来整整一板新做的豆腐，一下子解决了知青的饮食问题。有些会和农民处关系的知青，还时不时会地被请到农民家去吃饭。

　　你别说，从小生长在大城市，一直在父母羽翼下的孩子一点儿也不娇气，很快就适应了大山里的环境，同样也能打着赤脚，挽着裤管下田。男知青们打着赤膊顶着烈日和农民干着同样的农活，将原来白嫩的胸背晒得黝黑油亮，胳膊上隆起一块块肌肉。除了口音，外型上已成了地道的农民。

　　当然，也有较调皮的，有位外号叫“乌皮”的男生，人高马大，不用晒太阳，就一身黑皮肤，但在干农活上也不比当地农民差，就是生性好打架。他不但和同学打，就是当地农民，如果谁惹了他，照样用拳头说话。当然，他也不是蛮不讲理，但是他认为有时候，一些事情还是用拳头来解决要爽快些。

　　那时，正好在知青点上开展“一帮一、一对红”活动。公社上便让一位表现十分好的同队女生和“乌皮”结对。这一招还真有效果，不到半年功夫，“乌皮”用拳头说话的坏毛病改了，到了年底评先进时，还被评为公社先进青年，成了全县后进变先进的典型人物。

　　五年后，大学开始重新招生，我们下放干部也重新回到县城机关工作，这些知青有的考上大学走了，有的也陆陆续续被县里有关部门招了上来，而“乌皮”因表现突出，被提拔为公社主任。恢复乡、镇建制后又提升为乡党委书记，并且和帮助他的女生结了婚。

　　到了县政府换届时，“乌皮”被选为副县长。这在知青中也是为数不多的。

　　如今，四十五年过去了，我们早就退休回到上海。我曾经相处过的那些“插兄”们还会经常碰碰头，当年的“乌皮”也退休回到上海，而且还和我住在同一小区，遇见了也会打个招呼，有时还会提起当年在大山里插队落户时的那些事儿，依然感慨万千。